發生醫患糾紛 單位該不該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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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,一名產婦在北醫三院不幸故去的新聞成爲輿論熱點。雖然事實尚待進一步調查,但從討論中發現,很多人對發生醫療糾紛後該找誰、該怎麼評理,並不清楚。對此,記者採訪第三方獨立機構——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,爲讀者剖析,正規的說理路應該怎麼走。
1問:醫患雙方有糾紛,患者找誰評理去?
首先可以找醫院相關科室、第三方調解或者法律訴訟
記者:治病過程中出現不理想狀況,患方如果懷疑是醫院的責任,怎麼辦?患者該找誰評理、鑑定呢?
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副主任劉海英:患者對於治療結果不滿意,醫患雙方達不成一致,可以有以下三種途徑解決:首先,每個醫院都有醫患關係辦公室或者是專門處理醫療糾紛的科室,患者可向其投訴,提出對醫生診療服務不滿的意見。同時患者有權要求封存病歷,並複印除了病程記錄之外的所有的客觀病歷。
其次,患者可以申請第三方進行調解,包括行政調解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。
2010年10月,北京市司法局等6個委辦局發佈的《關於加強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》(735號)文件規定,公立醫療機構發生醫患糾紛,患方索賠金額在一萬元以下的,可以通過雙方協商解決;索賠金額一萬元以上的,應當通過人民調解或者司法訴訟的方式解決。我們醫調委是北京地區專門從事醫療糾紛調解的專業性羣衆組織,是完全獨立的第三方,不收取任何費用,相比於行政調解和法律訴訟,更爲方便、快捷。
最後就是司法訴訟
北京市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副主任劉方:對於醫療結果存有異議,患者可以選擇進行醫療鑑定,但是選擇的鑑定機構一要有資質,二要醫患雙方都認可。法院在受理醫患糾紛的案件,也會委託醫療鑑定。對於有一些醫療糾紛,涉及患者死亡的,我們希望患方家屬能夠同意屍檢,因爲屍檢結果是最客觀公正的。
記者:有患者可能覺得,不鬧大的話,自己的問題解決不了。這樣的觀念該怎麼看待?
劉海英:我們醫調委自2011年成立以來,已經處理了8000多起糾紛,真的就是純醫鬧的少之又少,大多數患者還是比較理性的。
當然,社會上也流傳着這樣的段子:要致富做手術,做了手術告大夫。但是這是開玩笑,我可以說,幾乎沒有誰是抱着這個心理去跟醫院要錢的,大家去醫院就是想治好病。
醫療糾紛不管怎麼鬧,都不會因爲你鬧得兇就能得到更多的賠償,醫療損害賠償必須遵循過錯賠償原則,一定是醫院的診療行爲有過錯,給患者造成人身損害等不良後果,才能賠償。我們醫調委在處理糾紛中,也絕沒有做過“大鬧大賠,不鬧不賠”的調解建議。
2問:醫患糾紛已產生,單位該不該介入?
醫調委沒遇到單位介入的情況,即使有也不對結果造成影響
記者:從法律、程序角度看,患者方面所在的單位,該不該介入醫療糾紛?出公函維權的做法是否合理?
劉方:我們醫調委這幾年的工作中,從來沒有遇到患者單位介入的情況,也沒有遇到單位出具公函的情況。即使有單位出具公函,對於我們調解工作來說也沒有什麼影響,還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。至於其他的解決醫療糾紛的途徑,比如醫院內部解決,法律訴訟解決,我沒有聽說過有患者單位介入的情況。
記者:醫療糾紛,應該有哪些第三方機構介入比較好?作爲第三方獨立機構,醫調委如何保證客觀公正?
劉方:前面提到過,行政調解,找行政機構;法律訴訟,找法院;醫調委調解,找我們;都是合理有效的第三方介入。
第一,醫調委就是一個羣衆性的組織,沒有直接的上級單位,不隸屬於任何行政機關。第二,我們是由政府搭建的公共事業平臺,北京市財政撥付全部工作費用,不接收任何行政機關、事業單位的經費。
第三,我們制定了科學、嚴謹的工作流程。程序正義可以保證實體正義,這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真理。我們調解員分爲評估組和調解組。調解組派出調解員接待醫患雙方,收取與糾紛相關的材料,聽取雙方陳述,再將所有材料轉交給評估組。評估組都是由副主任醫師以上的退休醫學專家組成,我們還嚴格執行迴避制度,比如涉及某醫院的醫療糾紛,決不可能讓與這家醫院有關係的專家來評估。
我們北京醫調委有90%以上的糾紛需要找北京三級甲等醫院的專家進行諮詢,形成初步的評估意見後,還會交由評估組進行集體討論,每次討論都要有3名以上專家在場,最後才形成正式的調解建議。此外,凡是賠付1萬元以上、患者死亡、疑難的案件我們還要外請專家再進行合議。
2014年全年,我們受理結案糾紛1899件,同年,法院受理結案800多件。
3問:醫鬧傷了醫生心,難道從此少說話?
對於醫院來說,保護醫生最好方法就是讓其學會溝通、有時間溝通
記者:在當前的醫患關係背景下,會不會醫生爲求自保,能少說就少說,甚至看病就成了工廠的流水線作業?
劉海英:不管是哪方面的醫患糾紛,其實都跟溝通不到位有關。我們國家的現狀是大醫院人滿爲患,患者相信大醫院,甭管大病小病全都往大醫院跑。這種情況造成大醫院的醫生沒有更多的時間進行溝通。患者費好大勁掛上專家號,但是醫生與患者問診的時間也就兩三分鐘,患者沒能得到專家更多的服務時間,心裏有落差,也就埋下醫患糾紛的隱患。如果醫生能有充分的時間與患者溝通,耐心解答患者的疑問,醫患也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間的信任。
現在一是溝通的渠道不暢通,二是留給醫生溝通的時間太少了。像外科、產科等一些手術科室,手術操作要佔據醫生大部分的診療時間,與病人及家屬的溝通時間就不夠,患方對此投訴較多。但是比如像內科、眼科等,溝通情況相對充分一些,即使患者沒有治癒,仍然感激醫生,因爲患者看到了醫生的努力。
事實上,醫生多說比少說好。當然,溝通除了要告訴患者疾病的基本情況外,更要實事求是地告知風險。當然告知風險不是冷冰冰地說出所有不良後果,也不是故意告訴最壞的結果。比如,凡是做手術的都會有風險,但我們醫院的手術知情告知書往往是制式化的,缺乏針對性,同樣一個手術,一個25歲的年輕患者和一個患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疾病的高齡患者所要面對的風險絕對是不同的,醫生應該針對不同患者的具體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告知。
把患者要承擔的手術風險掰開了、揉碎了講明白,使患方充分知情,樹立起醫療風險共擔的意識。我們也呼籲老百姓多理解醫生,認識到醫療行爲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,治療的同時也會給患者造成一定傷害,比如肌肉注射,除了治療作用還會給患者造成疼痛,還有感染的風險;吃藥,不僅有治療作用也可能會有傷及肝、腎的副作用。對於醫院來說,保護醫生最好方法就是讓醫生學會溝通、有時間溝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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