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 | 五條人:該尷尬就尷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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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秋天,看《樂隊的夏天》最大的樂趣,好像不是討論最後的冠軍樂隊是誰,而是猜“五條人”什麼時候被撈回來。
五條人在《樂夏》前12期出現了四場,被淘汰三次,像在水中掙扎的人,剛冒出頭又被按下去,但這種戲劇性讓他們狂上熱搜。網上流傳着一句話:“五條人儘管浪,我們負責撈”。基本局面就是:有些樂隊活着,卻已經走了;有些樂隊走了,卻活在人們心中。
上週末,五條人重裝上陣,把各種技能點拉倒滿格,中英文、海豐話、說唱,互動,祭出一套能量密度極高的組合拳,生生把復活賽變成主場,創下了243分的隊史最好成績。另一支樂隊成員略帶豔羨的說:“他們羣衆基礎太好了”。
是,五條人這次成功出圈,我們分析下被他們吸引的是哪幾圈觀衆。
一類是愛追流量明星的粉絲,主張顏值即正義,口頭禪是:“你知道人家多努力嗎?”;第二類是比較專注的樂迷,看《樂隊的夏天》不光聽主唱,還關心編曲、樂手演奏技巧,以及歌詞內涵;第三類觀衆心態就比較包容了,隨時蹲等各類好瓜,只要能給自己帶來快樂就行。
這三圈兒觀衆互有交集,但能做到打通,需要藝人同時具備顏值、好作品,和綜藝感,可能也只有在《樂隊的夏天》這類平臺上能充分展露出來。
周迅在節目中問他們最近紅了什麼感覺,仁科答“飄了,little 膨脹”。五條人最近確實特別忙,接受無數採訪,上直播、商演不停,順手還接幾個廣告,仁科憑藉一句“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”立馬成爲了金句王,也成了諸多品牌爭奪的寵兒。採訪當日,他們蓄了一天的鬍子茬,據說是爲第二天拍剃鬚刀廣告用。
當然他們也沒忘了本行,在等待復活期間,五條人到廣東番禺郊區一家廢棄工廠裏辦了場雲端音樂會。還在沒事先通知的情況下,潛入天津某地鐵站,玩了一票真‘地下音樂會’,很多加班晚歸的天津市民趕上這撥了。
時間、地點都特別五條人,他們作品風格和人的質地是統一的。仁科還說他一直有個願望,去一家大工廠、或者大監獄裏開演唱會,爲那裏的人唱歌,不要錢都行。看來是要把‘人民藝術家’稱號做實。
他們那感覺,就像是花椒、芥末、大蒜、伏特加匯成的一股清流,盪漾在土和洋的交界水域。都浪成那樣了,周迅對他們的評價居然是:誠實,一種優美。
我們在一個初秋深夜,喝着酒、吃着花生進行了本次採訪。五條人發言是有分工的,仁科主說,他思維跳躍,有時候好幾句話堵在嘴裏,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國語來表述,會卡。整晚他重複最多的話是“舉個例子”和“我要扯遠一點”。阿茂在旁邊抽着煙,需要他Say something時,會進行有益補充。
看過一些五條人早期的視頻採訪,那時候阿茂作爲大哥主說,仁科剛二十出頭,只在旁邊捋着長髮做安靜的美男子。大概從2013年左右,仁科變成那個更能說會道的人,但普通話一直長進不大。
這次採訪大概進行了兩小時,我們先把進度條拉到高潮部分,就是當筆者提出想把“該尷尬就尷尬”這句話用做文章的標題時,仁科表現得很興奮,他用力拍手,然後用長手指在空中甩了一鞭子,大聲說:“很好,對,那就太好了!”
交待下談話背景。那個問題是:“這次出圈迅速躥紅,部分原因是因爲他自帶的幽默感,會擔心未來很多觀衆只爲他的綜藝感買單,而忽視五條人的音樂嗎?就像某位業內前輩的經歷那樣。”仁科說他現在上通告,不會費心去想什麼金句,沒有梗就是沒有,一切都順其自然,氣氛冷場他也不會補救,該尷尬就尷尬。
這就是五條人目前的基本態度。回想起他們在《樂夏》第一場演出臨時換歌、順利被淘汰還滿不在乎的樣子,沒變。
近兩個月五條人的一系列爆發,好像都起始於在《樂夏》舞臺上那次意外。
現在我們倒帶,回到7月25日晚上。假設他們當時沒換歌,就用普通話唱《問題來了我再告訴大家》,然後超級樂迷按寫好的臺本提問,他們按部就班地作答,一切都將很順利,且尋常。那他們也只是一支來自偏遠縣城的民謠樂隊,說着磕磕巴巴的鹹味普通話,觀衆甚至不會認爲“郭富城頭”和人字拖鞋是一種 Style,可能覺得,這就是錢鍾書筆下那種“落伍的時髦,鄉氣的都市化”。
可但是,仁科在手風琴前奏後間歇的1.5秒中,做了一個重大決定,換歌。
怎麼會這麼隨性呢?燈光老師嗓子都氣啞了。
要知道,五條人樂隊已經成立12年了,出過六、七張專輯,得了不少獎項,但多數觀衆此前對他們一無所知。作品再好,也需要一個捅破天窗的機會。《樂夏》無疑是一次良機,可他們最爲人稱道的,恰恰是面對機遇表現出的任性和寫意。想知道他們這種隨性不羈氣質是怎麼修煉出來的。
一個人的性格和行事方式,跟他成長史中每一天的經歷都有關,不如我們把時間條再往前拉25年,回到海豐這個原點上,聽他們如何講述兩條道山靚仔的養成,又如何在音樂之路上相遇,看能不能拼湊出解讀五條人的線索。
海豐少年
提到五條人,就不能不提到廣東小鎮海豐,這個臨海的城市如今仍然有大部分的人沒去過。然而這裏確實兩個人最初相識的地方,寫滿了曾經的回憶。
仁科:
我出生的地方叫捷勝,沿海小鎮,那裏沒有火車,哪怕是汽車也是最後一站。我爸當時開了家卡拉OK廳,不是現在KTV那種,是一個大廳,上面掛着迪斯科玻璃球,花錢點歌就可以上臺唱。我爸唱歌很好,他嗓音能高能低,情感充沛,大家都喜歡聽他唱歌。我第一次登臺是小學三年級,跟我媽合唱《縴夫的愛》,所以現在也算舞臺經驗豐富。
上四年級時,我爸做生意失敗了,爲躲債搬到幾十公里外的海豐,但是債主還會找上門來,有時候剛開始熟悉環境就又要搬家,很煩。那時候家裏很多年沒有電視,但你總得找一點娛樂,我就開始看《故事會》,養成了閱讀習慣,也不是說爲了提高文學修養,就是打發時間。當時海豐有一家舊書店,賣各種雜誌、小說,一塊錢可以買兩本品相好的《故事會》,差的更便宜,我會先在店裏看一小時品相好的,看夠了,再買幾本最爛的走。
初三時我接觸到餘華的小說《活着》,那個文字質感就不一樣了,後來還看了三遍《在細雨中呼喚》,就此告別了《故事會》。我當時作文寫得不錯,但是每次語文考試,別人會先做前面的題,最後寫作文,我是一上來就寫作文,盡興地把它寫完,前面題能答多少是多少,有時候就顧不上了,所以分數很低。
整個初中我都沒怎麼認真學習,主要的興趣在畫畫上,考試的時候同學都讓我幫他們畫,就石膏方塊、球體那些,但是我自己總是不按題目畫,比如讓畫一個水壺,我就畫一個人在樹上走什麼的,所以老師給我零分。不過我確實畫了很多畫,爸媽也鼓勵我畫,最後決定去上工藝美術中專。
有一陣很愛模仿黃家駒唱歌,也開始玩吉他,別人說我唱得跟他一模一樣,但後來覺得這種稱讚沒什麼意義,即使黃家駒還活着,他也不會跟過去的自己唱得一樣,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特色。後來我就開始質疑很多港臺歌星的演唱技巧,包括那些動作、髮型,都是程式化的表演方式。
2004年春節,我在海豐原創音樂會上見到阿茂,他的演唱很特別,不是那種常見的流行腔,很酷,我們很快成了朋友。同時期還接觸到萬曉利這些獨立音樂人的作品,都是打破常規的創作,開始喜歡這類音樂。
我從工藝美術中專出來後,去了海豐一家貝雕廠上班,每天就是在貝殼上畫鯨魚、海豚什麼的,幾個月畫了一千多個,實在忍受不了了,就想去廣州投靠阿茂。去廣州真不是爲了有更好的發展,我只是想離開海豐。
茂濤:
我跟仁科相差五歲,但是八、九十年代剛開放的時候,可能相差十幾歲的人,接收到的外來文化是一樣的。海豐離香港很近,所以受港臺歌曲、電影的影響很大,學生時代,大家都有過傳聽《港臺十大金曲》、抄歌詞的經歷。
我從小就喜歡音樂,當時我們有位數學老師,他也學過音樂,經常會教學生唱歌,學簡譜。小學畢業典禮上,大家合唱了一首梅豔芳的《似是故人來》,是羅大佑作的曲,那個氣氛還是很開放的。
上初中迷上搖滾樂,是因爲看了魔巖三傑在紅勘體育館的演出,覺得竇唯、唐朝他們拿個電吉他甩頭髮很酷,就抱個掃把在家裏模仿。後來到處找人學吉他,你感興趣就會想辦法去接觸這些,我們不會像那些從小被家長逼着練樂器的孩子,不覺得玩音樂是需要努力堅持的事情。
改革開放後,中國很多縣城景象差不多,都是喧鬧、躁動的。海豐東門頭那邊,總會有很多人坐在那裏,換港幣,我們叫倒港紙,那種場景特有意思。我經常會去那裏玩,唱卡拉OK,打檯球,那個時候流行戴墨鏡、梳郭富城頭,騎摩托,就是耍酷。《道山靚仔》基本描述的是那段生活。
我當時特別喜歡唱歌,但是沒什麼自信,覺得自己聲音啞啞的好像很難聽。後來聽了國內很多很個性的音樂人的歌,他們的唱法都很有個性,有的是凸出個人聲音特質,有的乾脆就是方言演唱,我就想,你們都能這麼唱,我也可以,他們帶給我一種可能性,後來我唱歌就完全放開了。
其實我高中時的願望是做導遊,到世界各地去旅行,想報考旅遊管理專業,但是成績不好,高考失敗了。後來我就去廣州華師大找我哥,他當時在那上學。我每天去圖書館看看書,蹭一些電影課。爲了賺生活費,我去一家音像店上了三天班,當時是打口唱片盛行的年代,我很快摸清了門道,決定自己當老闆賣打口碟。進貨時偶爾會發現寶貝,還要裝作若無其事,跟賣主說這個破盤我拿回去聽聽,跑回家興奮得直跳腳。
海豐有個朋友叫“區區五百元先生”,他是個酷愛音樂的美術老師,有回他跟我說想辦一屆海豐原創音樂會,把愛好音樂的朋友都聚在一起玩,2004年春節這件事就實現了。我就是在那次音樂會上認識仁科的,他當時只有十六、七歲,上臺表演一點都不怵,給我印象很深。
廣州走鬼
五條人的音樂創作始於他們到廣州後的生活。兩個人聲音的識別度很高,曲風也有自己明顯的特質,甚至歌名都取得別有風格,什麼《夢幻麗莎髮廊》《曹操你別怕》《走鬼》《城市找豬》,只看歌名,人們都會好奇這背後對應着什麼樣的生活場景。
仁科:
我到廣州後打了很多份零工,還在一家樂器行賣過三個月鋼琴,最後和阿茂一起擺地攤,廣東話叫走鬼,他賣打口碟,我賣盜版書,我甚至會去圖書大廈門口擺攤,城管來了馬上跑。
當時賣的主要是些暢銷書,我自己也會看,比如當年最火的《中國農民調查》,還有《血酬定律》跟《潛規則》。雖然是暢銷書,但裏面是有真東西的,能讓你看清一些規律。有兩類書我不愛看,一類是武俠小說,覺得太長了,還有一類是成功學的書,像什麼《誰動了我的奶酪》、《窮爸爸富爸爸》,根本不想看,因爲成功學是成功的人寫出來的,社會上有多少失敗的人他不會去寫書,沒有可複製性。
我們租的房子大概有五六十平的面積,最多的時候能住11人,我是客廳的廳長,晚上睡覺會有老鼠從我身上爬過去。後來有媒體說我們的作品是描述市井小民的底層生活,帶有人文關懷,其實我們不是站在那裏去俯視別人的生活,我們寫的是自己的生活,我們也需要關懷。很多問題你提出來,並沒有解決辦法,只是尋找共鳴。
當時宿舍裏有幾把破吉他,大家沒事拿出來玩一玩,晚上彈琴唱歌到兩三點,老是被鄰居投訴。不過恰恰是這種玩法,會激發我們的一些全新的創作靈感,很多歌從這裏來的。
2006年我開始寫歌后就徹底不工作了,吃住都在朋友家。前兩張專輯《道山靚仔》和《一些風景》,主要題材是描述在當時我們在海豐的生活經歷。可能你只有離開老家,纔會對那裏的風情更有感觸,身在其中會覺得一切理所應當。然後你到一個陌生城市,各種場景又會對你產生新的刺激。
後來一些記者朋友說五條人作品有很強的“懷舊感”,其實我們不是要刻意去懷舊或者復古,我的感覺是社會走得太快了,一直在不停的拋棄,但拋掉的東西不一定是不好的。舉個例子,比如你現在從媒體中看到的廣州、北京,都是特別現代的場景,節奏很快,但是當你身處繁華鬧市,可能突然一個轉角,就看到那種慢下來的舊時光,包括人的神情,彷彿這裏不曾被時代改變,你就會莫名的感動。其實很多一、二線城市裏都會出現這樣的瞬間,它沒有消失,只是兩條線並行、糾纏在一起,多數人沒意識到,我會把這種溫暖寫到作品裏。
我們的歌詞裏很多題材都是身邊的見聞,生活中也包含着很多哲學,但大家有一個誤區,認爲只有高層次、高學歷的人才會去討論哲學問題,其實不是。我原來寫過一首歌叫《耍猴的人在月臺上看蘋果》,裏面有兩句歌詞:“在雞鳴之前我和拉麪館女服務員聊起了理想/黃昏的時候我和髮廊小姐聊一些哲學問題。” 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,認爲市井裏的人每天都在聊很瑣碎的物質需求,恰恰不是,普羅大衆聊的問題有時候挺虛的。你去那些路邊的燒烤攤上仔細聽聽,很多人在聊未來的理想、生存的意義,對社會的擔憂,這些都是哲學問題。我們不要覺得只有在學校裏才能學到知識,生活中的知識才是需要重新解構去展開的。
茂濤:
我們有很多歌詞都源於生活中的鮮活場景。2008年我們在廣州大學城那邊租了一幢二層小洋樓,主要是賣打口碟和國內獨立音樂人作品。生意不好,那時候已經沒什麼人來買唱片了,但是店裏異常熱鬧,經常有朋友來玩。有天晚上大夥瞎玩瞎唱的時候,仁科脫口喊了一句:“大哥你別怕,我在這裏,我在這裏”,我就覺得很酷,想把它發展成一首歌,後來結合另一個朋友講的老家戲臺上的故事,寫出了那首《曹操你別怕》。
打口碟真的是帶給我們特別多養分,你會接觸到很多小衆的、小語種音樂,比如馬裏、巴西、中東的、非洲的,還有吉普賽音樂,很多東西可以借鑑。其實根本聽不懂在唱什麼,有的還怪腔怪調的,但依然覺得很好聽、很感動,這啓發了我,也可以用海豐話來創作。像我們早期作品會把老家白字戲的唱腔加進去,仁科還嘗試用中國古樂的五聲音階,和西方現代樂器去碰撞。如果用做菜來形容,可以叫亂燉。
2009年我們推出了第一張專輯《縣城記》,獲得《南方週末》頒發的“年度音樂”獎。整張專輯基本都是用海豐話創作的,這就導致它不可能成爲一張暢銷的唱片。用方言歌唱對我們來說是一種“自然”,而不是另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文化內涵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隔膜,是一個客觀存在,語言問題在這裏只是一個“藉口”而已,音樂不會因爲語言不通而受到影響。
老虎走鋼絲
再說回節目中那個臨時換歌事件,五條人當晚的表現讓人過目不忘。你注意沒有,當他們返回第二現場時,即便被淘汰了,也得到其他樂隊的盛讚,彷彿他們做了一件別人不敢做的事。什麼樣的契機讓他們有這般勇氣?
仁科:
我們之前巡演,臨場換歌是經常的事,比如前面的樂隊用一首很躁的歌收尾,我們就接一首比較安靜的,平衡一下,或者知道下一個樂隊是很安靜的,我們故意搞一首很躁的,在我們看來換歌根本不是問題。
其實我允許演出現場帶給自己一點危險,阿茂不是說感覺來了剎不住嗎,我們很多歌不是排得一板一眼的,現場solo每一次都不太一樣,甚至不惜冒一個車禍現場的風險,我都想把它搞好玩。比如我會在臺上突然改詞,然後因爲改詞導致下一句忘詞,我寧願。
有一次在香港演出,演完開了個研討會,亞洲的很多音樂界大咖都在,其中一個是富士音樂節(fuji rock)的創辦人 Jason,他就很喜歡我們,說五條人的音樂像老虎走鋼絲,我覺得這個形容說得很好。
看過一本法國小說家阿蘭·格里耶談電影的書,裏面提到導演戈達爾拍片子時,如果遇到意外,比如下雨,他不會停下來,而是把意外捲入他的電影。就像王家衛拍《春光乍泄》時,因爲膠片用完了改用 DV拍,後來很多人還模仿他。意外能引發新的創作。
舉個例子,我們有一回去西安演出,開場唱《熱帶》那首歌,歌詞裏提到賭博。在後臺我突然看到一張麻將桌,就說把它搬臺上去。開場黑燈上去四個人,觀衆以爲是樂手呢,一開燈發現是四個路人坐牌桌上,這時候我們才上臺,整首歌唱下來他們一直在打麻將,這場面大家都覺得很好玩。還有一次在大連演出,那個投影屏壞了,我就跑回酒店把白牀單扯下來,掛上去當幕布,皺巴巴的也挺有味道。這就是把生活的問題捲進來,有歌迷說我們是搞行爲藝術的樂隊。
茂濤:
其實我們之前拒絕過一些綜藝節目,像《中國好歌曲》、《天天向上》都來找過,我們主要是覺得和樂隊的風格不太適合,怕太商業化。還有我們普通話都不是特別利索,我又不善言談,綜藝節目主持人肯定要跟你調侃,覺得未必應付得了,怕變成小丑。《樂夏》一開始我也比較抗拒,後來跟仁科溝通了很多次,畢竟這個舞臺是最接近live house的,那就去玩一場嗎,我們真的做好一輪遊的準備了。
試音時那兩首歌都唱了,導演也覺得很難取捨,考慮到《道山靚仔》是海豐話演唱,可能《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》更容易被接受。但我們在底下商量過,仁科選哪首都可以,大家沒太考慮比賽,已經沉浸在那種liveshow的氣氛裏,只想把演出演好,這舞臺是我們的,你們都要來聽我們的音樂,就是那種玩的狀態。
但是後面的talking環節完全在意料之外,突然間變成了仁科的脫口秀,我本來在那扮演社會大哥,被他逗得忍不住笑。自從改歌之後,我就覺得越玩越開心了,《樂隊的夏天》也允許這種意外發生。
我們喜歡嘗試些即興的東西,包括錄音時也是,有很多旋律,真的你彈下去那一下才知道會發生什麼,音樂的奇妙就在這。慢慢的這種冒險變成一個習以爲常的事情,慣性的在做,纔會產生意料不到的效果。
生存主義
五條人2010年第一番全國巡演時,去了十幾個城市,有時候在酒吧演出只能賣六、七張票,最後巡演結束每人掙了80塊錢。這麼多年,看過他們現場的觀衆可能有一、二十萬人,但在《樂夏》這個平臺上演一場,就有上億人看到,一時間炙手可熱。想知道他們如何看待這次翻身,能不能在一撥撥綜藝、直播後,還能守住元氣。
仁科:
我疫情期間把錢都花完了,所以之前有采訪問五條人爲什麼會參加《樂隊的夏天》,我直接回答就是爲了名和利,當然也補了一句,爲了更多人聽到我們的歌,就這麼簡單。我們不是要耍酷,恰恰所有樂隊都爲了這個目的。
大家好像有一個誤區,覺得搖滾樂和商業是對立的,其實搖滾樂是從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產生的,像滾石、披頭士這些,都是極其商業的樂隊。上電視,爲產品做推銷,他們可以光明正大聊商業,我們就老是有點彆扭。搖滾樂作爲流行文化,有它的反抗精神,但它的本質是拿了你的資本,還反你的資本,這很正常。所以要振興搖滾樂,不通過商業途徑是不可能的。
今天還跟阿茂聊,怎麼看待最近這些商業活動,廣告啊、直播啊,我其實沒把它完全當成一個活兒。如果爲了錢,幹完就走了,我不會,在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,我都把它看做我生活的一部分,儘量從中理出一些東西。比如我會觀察導演的工作,跟其他演員聊天,聽他們的經歷,這些都是收穫。我不是賣給別人10小時,這10小時我全盤收回,都是我的經歷。
前段時間參加一個活動,導演上來就拍了拍我肩膀:“期待你的脫口秀,多來幾句金句啊”。但我那天只是去聊天的,沒金句也不能硬說,所以整個氣氛有點尷尬,無所謂,我可以接受冷場,該尷尬就尷尬。我不是要砸誰場子,很多規則我儘量配合,但是幽默這個東西屬於一瞬間的靈光乍現,設計好的幽默是沒有生命力的。
當然從功利的角度上說,不應該這樣,可能我多準備些笑料也能搞定,但討好別人還是挺累的,何苦呢,所以我們最近也拒絕了幾個綜藝節目,我知道他們想讓我做什麼。那次發揮屬於歪打正着,就毀掉也無所謂,因爲這個東西來的時候你也沒費很大勁。
來與他們聊天之前,我最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的英語水平到底怎麼樣。茂濤聽完問題直接搖了搖頭:我倆英語都不怎麼樣。英語太難學了,不過練英文關鍵是敢講。五年前我英語更差,大概就認識20個單詞,有一天跟一個德國佬連比帶劃聊了兩個多小時,因爲他請我喝伏特加。所以大家不要太拘泥於發音、單詞,語言溝通是全方位的。本來今年6月份要去葡萄牙參加音樂節,9月份要去德國參加藝術展,疫情耽誤了,這段時間我們真的在學英文,爲出國交流做準備。
C o n t r i b u t o r s
總監製:餘輝、王鋒
策劃、統籌:暖小團
新媒體主編:邵白
新媒體統籌:申遠
攝影:張亮
採訪、撰文:浩川
化妝、髮型:子曰
服裝造型:傲寒
助理:蘋果
場地提供:阿那亞Anay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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